今有高考、古有科举，“金榜题名”向来是读书人的梦想。可是榜单再长，终究有限，为了“春风得意马蹄疾”那天的早日到来，古人也不得不“补习”、开小灶。

　　明清两代，统治者为了加强思想控制，推行八股文，让考生就“四书五经”取题，采用固定的格式和相对固定的字数书写文章，不允许自由发挥。

　　在此情况下，要是考生在考试时能带四书五经的资料进去，自然能稳操胜券。为了谋求功名，当时不乏考生铤而走险，选择夹带等作弊手段试图蒙混过关。

　　我国就曾发现古生用于科举考试作弊的“袖珍型”经书，上面以非常小的字体刻着“四书五经”中的重要篇目的摘录、讲解等。

　　当时的补习机构为应对科举考试，纷纷聘请钻研八股文的老学究或者考取功名的往届生，就他们的考试经历开讲座补习班、谈经验，甚至将他们撰写的“高质量”的八股成题库，让学生们熟读记诵。

　　嘉庆九年(1804年)底，已是举人的林则徐前往京城参加会试，但名落孙山。回家后，他利用自己的知识在福州北库巷开设“补梅书屋”补习班，边工边读，等待下一次的会试。

　　临近大考之年，考生们还会以文结社，互相学习，通过文章的切磋和交流，为即将到来的考试做好准备。有时，他们也会聘请老师对大家的文章进行品评，以求更有针对性地查找自身不足，提升中榜率。

　　因为文社的备考目的性更强补习班，有“临阵磨枪”的意味，故而常被人们戏称为“科举考试前夜的突击班”。

　　古代的补习班十之八九都是为了科举考试而存在的，所以八股文流行就教八股文，应制诗流行就教应制诗，考据之风流行就转而让考生“皓首穷经”。

　　但在一般的科举考试中实在无望的人又该如何？于是，琴、棋、书、画、医、卜、算学等各类兴趣特长班便顺势而生。

　　元代的郭守敬自幼受祖父影响，熟知天文、算学，擅长水利技术，动手能力极强，小小年纪便能根据书上图案制造出科学仪器来。

　　渐渐地，祖父的知识不够教了，就将他送去好朋友刘秉忠于河北邢台紫荆山开班的天文学特长班里“深造”，学得了一身本事，在天文、历法、水利和数学等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官至太史令、昭文馆大学士。

　　唐朝就设有“制科考试”，即有别于定期考试的不定期科举考试，目的是防止常科考试埋没特长生，选拔“非长之才”，以弥补常科的缺陷和遗憾。

　　据《云梦漫钞》记载，高宗李治在位时的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唐朝始设制科，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始有“志烈秋霜科”，属于贤良忠直类科目，诗人韩思彦考中该科。

　　比如国家打仗急需军事人才，就设“足安边科”，选拔有特别军事才能的人；国家有音乐特长的人，就设“才膺管乐科”，选择能吹拉弹唱的文艺尖子。

　　漳州市图书馆就曾展出一张民国时期的中学成绩单，让人想不到的是，当时的科目设置一共18门，比现在多得多。

　　虽无高考，但当时民国的各大高校采取自主招生，考试内容与考试难度也不尽相同，实际上是向考生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

　　当时，数学只考了15分的钱钟书，凭借自己出色的国文和英语成绩，被破格录取进入清华大学就读。不知在当今的高考制度下，清华荷塘边还能否再出现钱钟书的身影？

　　1928年龙八国际，大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为南京国民政府起草教育法，第一次将暑假写进了法律龙八国际。他将小学暑假定为四十五天，将中学暑假定为五十天，将大学暑假定为六十天——学生年龄越小，暑假时间越短。

　　估计蔡元培先生担心小孩子记得快、忘得也快，暑假放得长了，会把上学期学的东西忘光。

　　为了在暑假里保持或者提高孩子的成绩，一些家长会给孩子报补习班，所以民国时期的暑期补习班已像如今这般司空见惯，而且生意还十分不错。

　　1922年9月1日，《上海民国日报》刊载评论文章《商品化的暑期学校》，这篇文章提到南京的一个补习班，竟然能在那年暑假收到1200名学生，每名学生收三块大洋的补习费，另加三块大洋的住宿费、伙食费、门锁费、证书费。

　　1946年6月，复旦大学江湾校区的学生还没有放假回家，校方就以“为使各宿舍免于被军队占用”为由，提前在报纸上登出广告，办起了暑假补习班。这说明办补习班的利润一定很可观。龙八国际龙八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