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11月中旬是韩国高考的日子，为了冲刺高考，韩国普通家庭在补习班中一掷千金。另一边，韩国精英阶层选择逃离，转而去海外卷大学文凭。然而，韩国的社会和经济结构问题，使得许多学生依然面临严峻的就业问题。内卷之下，越发功利化的教育，似乎正在失去它的价值，韩国年轻人的希望在哪儿呢？
就在上周，韩国结束了今年的大学入学考试Suneung，也就是韩国高考龙八国际。考试当天的紧张程度简直溢出屏幕：
许多机构和企业都错峰上班，股市也推迟开市，为了避免影响英语听力，90多个航班做出调整。因为考试长达8个小时，中间仅一小时休息时间，许多考生都带着饭盒进考场。
据韩联社报道，今年有504588人报名参考，其中在校生326646人，比去年减少23593人。不过，复读考生多了不少，比例高达35%。
有日本媒体称，韩国学历社会的程度甚至比日本更甚，对很多韩国学生来说，Suneung几乎是“决定一生的战斗”龙八国际。
背后的原因也很简单——父母都想让孩子日后可以进入韩国大企业、国企和事业单位，或者成为公务员，因为这些岗位的待遇远远高于中小企业或其他非正规雇佣工作。
而这些岗位又长期被韩国最顶尖的三所大学毕业生垄断——首尔国立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也就是“天空（SKY）联盟”。
在SKY联盟的录取中，高考成绩的权重一直很大，有时甚至超过50%。加上僧多粥少，内卷成了必然，一年又一年，许多家庭都陷在这个迷宫里。
时至今日，这种内卷已经快成为韩国学生不能承受之重。如果不在这条路上继续卷，那韩国学生的出路又在哪里？韩国父母们又有怎样的考量？
韩国高考之残酷，很多人都有所耳闻。但让人有点吃惊的是，从录取制度上来说，高考分数并不是考大学的全部。
对于一般大学，高考分数的权重也就在20%-40%，重头戏在内审，包括高中三年的平时成绩、课外活动、面试或是论文，还有高中老师的评价。和美国大学的录取倒是有很多相似之处。
不过，正如大家所知，韩国社会真正看重的就只有SKY联盟的大学文凭。毕竟，SKY校友已经在政治、工商业等社会大部分领域上升到高层。
而SKY联盟的录取，高考分数的权重一下子就提到了50%，有时甚至还会超过。
现在，想要送孩子进SKY的家长们能做的，自然就是送孩子去私立补习班。韩国教育部称，2022年韩国人在补习班上的支出为26万亿韩元，近200亿美元，都快赶上海地（210亿美元）和冰岛（250亿美元）一年的GDP了。
在这个过程中，富裕家庭的孩子赢面显然更大，因为他们负担得起更多、更好、更精准的补习服务。
2018年，大火的韩剧《天空之城》中，妈妈为送女儿去首尔大学医学院，以几乎一套豪华公寓的价格聘请了一名大学顾问。
让人吃惊的是，这个情节没有比现实生活夸张太多。在韩国《时尚芭莎》的一次采访中，几位首尔大学医学院的学生说，很多同学都靠私立补习服务来铺平升学道路。而被采访的每个学生都参加过不只一个补习班，包括线下和线上。
相关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说法。在一篇名为《韩国制度化补习的原因》的论文中，研究者发现，在韩国，家庭收入越高，孩子参加课外补习的程度越高。
根据2019年的统计，平均月收入200万韩元以下家庭的孩子，课外补习参与率为10.4%；
另外，从2008年开始，Suneung考试中都设置了“杀手题”，其实就是超纲题目，仅凭公立教育体系学习的内容，很难应付，一个默认的数据是正确率低于5%-10%。像去年，考试中就出现了一道有关股权资本和风险加权资产的问题，社科考到了皮亚杰认知理论。
那“杀手题”考什么？怎么答？补习班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在韩国补习班特别集中的首尔江南区大峙洞，部分大型补习班会聘请有高考出题经验的教师，教授制作并销售模拟考试题。这在韩国教育界也是公开的秘密。当然，名师坐镇押题，费用自然也水涨船高，正确率需得真金白银来买。
但是，有幸“卷”进SKY联盟，真的就能成就美好一生了吗？这或许仍旧是属于少数人的童话。
纪录片《学习的背叛》中，私立高中毕业的学生会在校服上缝上高中的名字，与中学校友抱团撒欢。尽管学校每年都会组织特困生活动，但在特困生们看来，无异于把家境公之于众，一位学生说，“感觉其他同学只是把心里的那句‘乞丐’消音了而已。”
就业的差距更大。从私立高中考到SKY的学生很早就开始建立校友网络，可以轻松拥有财团前辈们的手写推荐信。“小镇做题家”们呢？
毕业于韩国西江大学的满吉，尽管学历不错，但上学时因为贫困，不得不花大量时间打工。比起有高级企业实习经历的同学，他的简历毫无竞争力，最终，他也只能离开城市，回到老家。
更糟糕的是，近两年的数据表明，即便是SKY的毕业生，进入大公司、国企和事业单位的比例也在降低。未来这个赛道的竞争只会更加激烈。
美国社会学家Richard Reeves曾在《梦想囤积者》中写道，上层阶级的父母千方百计地创造厚厚的“玻璃地板”，防止孩子跌落。然而，这层“玻璃地板”可能是下层孩子的“玻璃天花板”。
来自济州岛的南珠恩曾经也对首都圈无限向往，尽管没考进SKY，还是去首尔读了大学。不过，如今的她早已放弃了在首尔买房生子，主动选择回家乡开了一家书店。加上自己平时教授一点园艺和手工课，虽然挣不了大钱，但胜在自给自足、岁月静好。
毕业于高丽大学的小K则一口气跑到了加拿大，因为文科专业不太好找工作，她在加拿大端了好几个月的盘子。但是她告诉外滩君，她感觉自己在加拿大终于能喘口气，哪怕只能端盘子，也比在韩国内卷来得好。尽管端盘子的薪水不高，但也足够她目前的一个人的生活所需，她英语水平也不错，未来换工作也是写在日程里的事。
再说韩国的精英阶层。2019年一项报告发现，尽管韩国各代人之间的收入流动性较低，但是在收入最高的10%范围内，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收入存在非常强的相关性。
为了让子女延续自己的社会地位，这部分精英也计划深远。比起韩国国内“卷”出来的文凭，海外知名大学的学位取而代之，成为了精英圈内的“通行证”。
原因之一，是在过去三十多年中，韩国的大型企业和教育政策一直在塑造一种“全球精英”崇拜。
1994年，时任总统金泳三在向韩国公众发表的新年致辞中说道：“我们不能忘记，每个公民都是国际竞争中的一员。我们必须获胜。” 同年，三星在广告中喊出口号：“历史只会记得第一：全球第一流”。
从“知识社会”，到“G20一代”，再到“创意经济”，尽管不同时期提出的建设口号并不相同，但主题始终未变——让跨国精英引领韩国的发展。
《韩民族新闻》曾在韩国市值最高的30个公司中开展了调查，发现2001年时，132名执行董事中仅有26人拥有海外大学学位（19.7%）；到2021年底，已经达到了38.4%（86人中有33人）。
韩国政界也是如此。韩媒Newstapa发现，截至2022年5月中旬，现任总统尹锡悦确认或提名的17名部长中，有10人（58.5%）在海外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而他们的31位成年子女中，有12人（38.7%）正在海外大学就读本科或研究生。
原因之二，则是韩国“学历社会”的共识，让精英们也不得不拿到光鲜的大学文凭，不管使用什么方法。
韩国圣公会大学社会学教授Kim Dong-choon曾分析，韩国以考试为基础的精英制度，不仅几次考试（主要是大学入学考试和就业考试）就能决定人的终身地位，更让海外大学学位给“全球精英”带来了稳定、可观的收入。
而且，韩国社会对精英也相当宽容。韩泰研究社2018年关于“韩国社会公平感”的调查显示，66%的受访者同意“根据个人能力和努力，在薪酬方面有更大的差异更好”。这里所说的“能力”，就是通过学历和职业来区分的。
所以，不知不觉，精英们也困在了一个圈子里——以至于有人不惜贿赂、造假，也要让孩子拿到offer。
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韩国法务部长官韩东勋的女儿Alex Han陷入入学舞弊丑闻。今年，有账号披露Alex Han论文和竞赛作假等，请愿要求MIT重新考虑她的入学资格。
韩媒的反应更早，去年年中，《韩民族新闻》就顺着这条新闻，暗访了首尔多家留学机构。他们发现了至少两个突出问题：
一家线上课程的负责人透露，有的机构为了保证学生的平时成绩，会帮忙写作业，笔也很常见。
“升学指导原本的职责是提供大学最新资讯，指导学生规划学业和职业发展，结果现在本末倒置，朝着替学生做事的方向发展了。”
此外，资历造假也屡见不鲜。这位负责人还展示了自己每月至少收到一次的邮件，邮件写道，如果他们能推荐愿意和藤校教授合作发表论文的学生（学生会被列为合著者），收件人将获得利润的20%作为佣金。“为什么一个藤校教授会想和一个韩国高中生一起写论文？这里面显然有猫腻。”
相比之下，那些被批评太商品化的体育运动、课外活动，比如击剑、成立非营利组织等，至少学生有线
《韩民族新闻》暗访时，某机构的仅仅每周的基础咨询就要收费550万韩元（约4300美元）。加上参加比赛、SAT备考和个人文书等推荐项目，费用飙升至2000万至3000万韩元。
有机构人员透露，在韩国，留学咨询费通常一年收费2000万韩元，但如果父母舍得花钱，收费1亿到2亿的案例也不是没有。很多韩国父母本身就深陷焦虑，抱着“留学就是非藤校不可，不然就不留学”的心态来的，机构也迎合了这种焦虑心理。
这种不健康的发展之下，韩国学生的留学之路也并不好走。在不少美国招生官眼中，韩国的升学指导/升学咨询市场已经是“不正确”，甚至“危险”的。
韩国政府对教育系统的沉疴并非无知无觉，甚至可以说还是在积极尝试改革的。但效果总不令人满意补习班。
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以来，韩国补习支出一直大幅增长。要知道，2017年韩国还禁止晚上10点以后的补习，这都没能阻止补习的潮流。
对于未来，韩国教育的一些研究者也持悲观态度——每当高考制度发生变化，学生必须为变化的制度做好准备，聪明的补习教育市场就会利用学生的担忧和焦虑，提供服务。
《韩民族新闻》曾引用世界不平等数据库，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群收入份额从1990年的 14.7%上升到2021年的19.1%。而韩国的这一比例，从1990年的9.4%上升到了2021年的14.7%。
还有数据显示，韩国前十大财阀企业的收入占韩国GDP的近60%，但他们能够提供的岗位却远低于这个比例。2017年，韩国财阀企业仅提供了20%的岗位。大多数人争夺的资源有多紧张，可想而知。
有韩国大学的教授分析，韩国一直存在这么一种看法，除了某些让人羡慕的职业群体，其他人都是“失败者”。因此，很多工科强校都遇到了招生困难，因为现在的韩国年轻人宁愿啃老，也只想在首都圈找工作，而不是做一份蓝领工作。
不过，这一情况曾有过改变。2013年，朴槿惠在科技行业推行创业鼓励政策，打出了“创意经济”的口号，韩国创业潮随之而来。在当年的全球创业指数中，韩国一举拿下东亚第一，紧随其后的是新加坡和日本。
韩国贸易协会国际贸易研究院曾进行了一项调查，聚焦于中日韩大学生毕业后的工作意向，结果显示，毕业后想创业的学生比例，中国有40.8%，而韩国仅有6.1%。
试想，财阀集团的产品已经遍布手机、汽车、医院、保险、美术馆、游乐园、化妆品，年轻人还要创什么业才能更好地活下来呢。
网上甚至流传着这么个说法：首尔每0.62英里就有8家炸鸡店，可见当时的情况。因此，看到调查中，很多年轻创业者说，创业只是为了养活自己，也有些心酸。
最后培训班，现实还是给出了残酷的答案，平均而言，韩国只有60%的新企业能撑过创业后的第一年，只有不到30%的企业能撑过创业后第五年。
有位毕业生说，幸好自己在毕业后选择了working holiday，在日本积累了一年的海外工作经验，这才找到了一份无印良品的售货员工作。尽管这份工作的时薪只比韩国最低时薪高出一点点。也有的人比较幸运，在教授的推荐下，找到一份大学的行政工作。但因为工资较低，他不得不又找了一份白天的酒店服务生工作。每天，八九点到酒店上班，龙八国际晚上则回学校工作到两点。他说，“很多人都在做兼职。两份工作确实很累，但我有了两份社保，学校工作还帮我解决了住宿，只有这样才能省下一些钱。”
不过，前路漫漫，也不是全无希望。36氪就曾报道韩国当前的创业形势也有了一点改变，尽管商业巨头们只留下了小份蛋糕给其他人，但这几年更明显的趋势是，它们也在积极培养和孵化创业公司，新鲜血液的创企是大公司在创新时的好臂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