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注意到，国内多所高校官方微信公众号在26日刊文纪念，讲述同志与青年、大学的故事。

　　例如，北京大学官方微信公众号26日就刊文《与青春中华》，该文由北京大学韩毓海教授撰，首发于北大校报第1650-1651期第6版。韩毓海教授也是北京大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

　　文章写道：曾在北京大学学习和工作过，是许许多多北大人中的一个。1919年10月龙八国际，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在文科事务室颁发第一批研究期满证书。作为32人之一，得到了由会长蔡元培颁发的“听讲半年证书”，这是他在北大获得的几个重要证书之一。当时龙八国际，与他一起获得证书的还有哲学系谭平山、陈公博、杨晦等，杨晦先生当时的名字是杨兴栋，他后来出任北大中文系的系主任。

　　文章写道：在晚年时经常回忆起他自己的青春时代。当年他写道，“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晚年非常喜欢讲起的一首词：旧游旧游今在否，花外楼，柳下舟。梦也梦也梦不到，寒水空流。这个时候，他多么想念“五四”时代、想念我们党创党的时代、想念我们党的锐意创新，我们党永远年轻的时刻，正是这种想念，凝聚为伟大建党精神。

　　中山大学官方微信公众号26日刊文《与中山大学》。文章介绍，作为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鲜亮红色基因和卓越品格追求的大学，中山大学自建立起就与同志有着深厚的渊源。

　　文章介绍，1925年，时任国立广东大学附中教员的定期为学生讲授“农工政策专题”。1926年8月14日，以广州农动讲习所代表身份在国立广东大学召开的中华农学会第九届年会上号召大家“顶要紧不要忘记农民”“农民是农业的根本，也就是中国的根本！”这些号召成为当时革命青年走向人民走向社会的巨大激励。

　　1938年，台湾抗日志士丘逢甲之子、国立中山大学理学院地质系教授丘琮前往延安进行考察，主要考察边区的地矿资源并了解中国组织青年的经验。对于丘琮的考察高度重视，不仅邀请他出席各种会议和活动，还多次与他亲切谈话，一起在延安路边小店吃饭。还指示延安相关部门尽量为丘琮提供考察方便，“既要让他看优点和成绩，也可以让他看某些缺点和错误，尽力使其有全面的了解。”

　　新中国成立后，与中山大学的故事仍在继续。1950年代初，到中山大学看望朱师辙教授向他转达毛主席的问候。1951年，向到北京开会的广东省教育厅厅长杜国庠询问朱师辙近况，说朱师辙先生“老成望重，应俸给从优，俾其足用”。朱师辙知道后非常感激，致书并寄奉《商君书解诂》及《和词》。收信后亲笔复函问候：“少滨先生：九月二十五日惠书并附大作各件，均已收到，感谢先生的好意。谨此奉复，顺致龙八国际敬礼！ 一九五一年十月七日。”

　　南开大学官方微信公众号刊文《共同缅怀！毛主席与南开师生的温暖往事》介绍：新中国成立不久，毛主席为南开大学亲笔题写了校名、校徽。那是1950年清明时节，学校学生会组织同学们到北京八达岭郊游，中途住在了北京大学红楼。当从北大学生口中得知北大校徽是毛主席亲笔所题时，同学们都羡慕不已。回校后，大家一致商定，请毛主席为南开大学题写校徽，并推荐文笔好的同学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表达了大家的真诚愿望。这封信寄出后十几天，毛主席就回信了。

　　据时任学校南院学生会主席李赫咺回忆，毛主席在回信中写道：“来信收悉，照写于另纸。”在随信寄来的一张八开元书纸上，毛主席用毛笔写了三四幅“南开大学”校名，有横幅也有竖幅，并在自己认为满意的一幅横写校名下挑了勾。学生会的同学们无比激动，立即把毛主席的回信和题字交给了秘书长黄钰生，并与学校总务部门一起找校徽制作厂家订制了学生用（白底红字）和教工用（红底白字）的两种款式。同学们佩戴上由毛主席亲笔题写的校徽补习班，都感到无比自豪。

　　1958年8月13日，主席视察了南开大学补习班，给全校教职员工带来莫大的欢欣与鼓舞。在南开园里，毛主席依次参观了化学系的敌百虫、马拉硫磷、离子交换树脂和硝酸钍4个生产车间。在这些生产车间里，毛主席详细询问了工艺流程及生产情况，有什么用途，原料供应情况，生产成本如何，老百姓是否用得起，等等。陪同毛主席的杨石先校长等人一一作了回答。毛主席对南开大学几个生产车间给予了很高评价，他说：“你们干得很好！学校就是应该有工厂，学生要多参加生产劳动，要理论联系实际。”毛主席还叮嘱师生们说：“学校办工厂很好，希望你们注意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创造性地劳动。”

　　东南大学官方微信公众号26日刊文《青年与东南大学》。文章介绍，1921年7月，和何叔衡作为湖南代表，参加了开天辟地的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一大的13名代表之一。会后，来到南京看望挚友周世钊以及在东南大学暑假补习班学习的陶毅、吴钊等六人。

　　周世钊是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及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他们感情非常深厚。陶毅毕业于周南女校师范班，与向警予、蔡畅是同窗，她们三人被称为“周南三杰”。陶毅也是新民学会出色的女将，曾经热情帮助创办文化书社。在南京，与周世钊、陶毅商谈了在南京创办文化书社龙八国际分社的问题，后因故未能实现。

　　1923年8月，再次来到南京。他作为中央代表，参加在南京举行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地点在东南大学梅庵。梅庵位于校园西北角，掩映在一片树林中，较为隐蔽，是集会、讲习的最佳场所。1921年，少年中国学会第二次年会曾在这里召开。1922年，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在这里成立。

　　在8月21日的第一次会议上，代表中央致辞。他在致辞中称赞青年团在过去一年里在各地方能相互谅解，彼此配合，同时指出缺点在于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生活，希望青年团今后注意民众痛苦症结之所在，而从事于脚踏实地的工作；在8月23日举行的第四次会议上，再次报告。报告内容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传达中国的国共合作政策，二是阐明和青年团的关系。

　　“复旦上医”微信公众号26日刊文《今天，缅怀同志！回顾一代伟人与上医先贤交往的珍贵记忆》介绍，一直以来，同志极为重视党对卫生工作的领导。他曾多次接见上医专家，倾听他们的意见，指示研究方向，给医疗卫生工作者很大的鼓舞。

　　文章介绍，1956年，主席在北京接见并宴请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代表。上医创始人颜福庆是其中之一。宴请时，颜福庆就坐在左边的主宾席。这是有意安排的。一直没有忘记30多年前颜福庆对杨开慧的帮助，一直心存感激。

　　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挂在心头，是的为政理念。新中国成立之初，新生的人民共和国遭遇血吸虫病这个“瘟神”侵袭。在血吸虫病严重流行区，人烟凋敝，田地荒芜。为此，忧心忡忡，寝食不安。

　　1957年7月7日，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接见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和工商界代表人士。在座谈中，向上海第一医学院（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教授苏德隆询问了血吸虫病的防治情况。他具体问：“订了个七年之内消灭血吸虫病的计划，你的意见怎么样？”苏教授从专业角度提出时间过于短促，估计需要12年时间。毛主席接受意见，果断决定：“那么，农业发展纲要上就改为十二年吧！”

　　从调查中了解，血吸虫病的传染途径，主要是接触疫水，饮用或者身体接触。于是，指示有关部门根据科学家们的意见，全面加以引导防治。一方面是斩断血吸虫传染源头，阻止含有血吸虫卵的粪便进入水源。另一方面是消灭血吸虫的唯一中间宿主钉螺，必须将它用药物杀灭和改变环境。同时，切断接触传染源，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官方微信公众号26日也转发了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此前在《求是》杂志发表的文章《永远铭记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文章写道：天下艰难际，时势造英雄。伟大的斗争时代必然会生长出伟大的历史人物。同志就是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时势中，从中国人民抵御外敌入侵、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艰苦卓绝斗争中产生的伟大人物。中国出了个，是我们党的骄傲，是我们国家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